既然目标选定了鸡公寨，那么，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组织组员曹延正的身上。
为了更好地接近当地的农民，与他们打成一片，曹延正改姓钟，这样，更能与当地人打成一片。这次我们还是没有化装成教书先生，而是像上次一样，当做生意的山货贩子，专贩野生的动物皮毛。
我们道先要做的就是找一个理由能够长期在那里住下来，但又不会引起当地人特别是绅粮们的反感，还要能与更多的人接触。这让我们费了不少的心思，有人建议让曹延正装作算命先生，借算命的机会，传播革命思想，但大家又都反对，因为这种把封建迷信的思想与革命思想混淆在一起，是对革命的不重玷污，绝不可行，而且，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从事或深入接触过算命这个行业，无法表现得比常人更专业。当然也有人要故伎重演，要曹延正做个教书先生，到那里办下个书塾，以教孩子之名教大人，但这也不太可行，当前全国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，根本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潜移默化。最后，有人提到了点子上，既然我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，那么，当然就得从无产者入手，绝大多数农民虽然不富裕，但生活安宁，暂时不具备参与革命的觉悟，但是，要以通过一些赤贫者的转化，来教育更多的人。所以，最终，我们选用的策略就是，让曹延正装成看淡了外面纷扰的世界，假借做山货贩运，想到寨子里避世的人。有了这个借口，就可以找一家人佃一间屋子住下来，通过与屋子的主人进行交往，再联络更多的农民，从而逐渐扩大教育面，使所有农民的觉悟得到提高。
几天后，我们再次回到鸡公寨，这次，我的挑子里没有装上动物皮毛，一头是满满的书，另一头是一些生活必须品。寨里好些人已经对我们有了印象，虽然没有生意可做，但是，他们还是愿意招呼我们，他们凭直觉，认为我们绝不会是坏人。我们找了一家房屋稍稍宽大一些的人家，问他们能不能佃一间屋子与我们住，租金好商量，那家人自然求之不得，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晚上，我们就用带来的生活用品，摆了简单的一桌，请主人与我们共餐。主人一见，也把自己家里的一些觉得还拿得出手的东西凑在一起，要打个平伙，于是，这一餐就吃得相当的执闹了，大家像久别的朋友一样，尽情地吃着，尽情地摆谈着。也算我们的运气好，这家的男主人正是个健谈之人，在年轻时，他也出外闯荡过几年，一说到外面的世界，便有些停不下来，特别是他在山城的经历，更是侃侃而谈，兴致很高。
曹延正就问那人到过山城的哪些地方，他说到过哪个门，居然就说到了临江门，还说在那里帮人搬过几次甘蔗。这时，曹延正就说，自己在临江门那里有一些房产，自己了在那里做过生意，这样，两人就像故人一般聊起来。这个我一向比较敬重，有着信念的人，为了工作，居然在说话时经常投他人之好，还故意拿与那家人同姓做文章，说两家说不定在多少年前还是一家人，于是曹延正就提出与那家人认个亲。那人却有些犹豫，我当时以为他们对外来人有一种防范，但到后来那人亲自告诉我，他是因为担心认了亲以后，再收我们的房租，会让人觉得他很贪财，山里人的纯朴可见一斑。那人叫钟财旺，四十来岁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老人都还健在，因为比曹延正在，曹延正就称他为大哥。
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深入得多，与我们上次来听到的话就有了一些出入。
曹延正说：“大哥，我们在进山来时，路过了很多地方，到处都有人在闹减租退押，你们这里怎么就没有动静呢？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，结果自己反而没有吃，长年累月吃野菜。”
钟财旺说：“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早几年，我在外面的时候，就听过，还见过一些搞运动的人，但最后，他们都没有成功，还死过一些人。前几年，我们山里还来过好些人，他们就是搞这个的，结果逃到了这里，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又走了。现在搞起来，跟上次不会有什么区别，当官的抓几个人一治，马上就没什么消息了。”
“大哥，你说的上次我也知道，那是次没有成功，是因为抗战的暴发，全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所以运动自己就停了下来。这次可不同了，农民们要起来革命，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要分绅粮的田地，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享受。是不是这里太偏远，信息不畅通，大家都不知道？”
“应该是吧，我已经好几年没下山了，外面的世界，变化很快。”
“是啊，变化真是太快了，我已经把我的在临江门的房产全部分给了没有房子住的人，不再过寄生生活，过几天，我手上的积蓄用过错，我也要回到城里过自力更生的生活，用自己的双手养活我自己，我要跟你们一样才行，自食其力。”
“像你这样的有钱人还真少，谁不想过好日子，只有多数人过紧巴巴的日子，才能保证少数人过好日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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